社会保障中的媒体介入浅析

2020-06-13 11:01 来源:综合整理

  现阶段,受制于我国相对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保覆盖率,出现了媒体频频介入社会保障、甚至是越俎代庖的怪圈。分析媒体介入的现状,理清媒体与制度的关系,归纳媒体应发挥的作用是当前媒体从业者需要努力的领域和方向。

  关键词:

  社会保障;媒体介入;制度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采取和建立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和制度的总称。通过提供经济和物质帮助及服务,帮助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社会成员,并增进全体劳动者和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以期使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国家必备的基本制度,其完善与否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现阶段,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和满足程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就出现了在西方高福利国家很少见到的媒体介入行为,特别是在社会救济领域,许多本应得到救济的公民不是去找民政部门,而是向媒体求助。这种现象在我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一、媒体介入的现状

  无论是翻开报纸,打开电视,还是上网浏览,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类似的新闻:某某由于突患恶疾,为了治病倾家荡产,生活困顿,求助无门,于是向媒体反映。在媒体对这些弱势群体进行介入报道后,民政部门上门来慰问,富有同情心地市民前来捐款,似乎又是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笔者曾关注过某家发行量位居全国前列的省级都市类晚报在2012年12月的此类报道,31天时间内,出现了助学类报道2篇,助患类报道3篇,助困类报道7篇。

  和其他民生类新闻相比,此类报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频率上,都是居于高位的。如果把统计对象扩大到整年,数字还会更加客观。但是,这样的报道其实并不具有充分的覆盖性。首先,此类报道中的受救助者都被剥离成了个案,成了整个弱势群体中侥幸得到帮助的一小部分,受众看到的是具体的某个人得到了帮助,并没有将目光投射到与他类似的需要帮助的群体上,进而也忽视了该群体缺乏救济的深层次原因。其次,相对于整个需要救助的庞大人群来说,在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的现实面前,媒体这种偶尔为之(或许在某个时间段内会进行大量的救助报道)的善举显得微不足道。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是中国科学院最新完成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中的人口压力依然巨大,按2010年标准贫困人口仍有2688万,而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这种个案式的介入还暗含着巨大的隐患。这些在报道形式和报道内容上极度相似的媒体救助新闻,一旦在报道频率上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很容易导致受众的“审美疲劳”,或者更确切的说法叫“同情心疲劳”。这种量上的堆砌,如果不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找出问题频发背后的本质缘由,那么受众对慈善捐助的积极性就会极大地削弱,他们会对自己过去的慈善捐助的效果产生疑问,甚至会怀疑是否有人挪用了这些捐款。这些疑问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和解释,既会让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极大的损害,也会使被救助者无辜地面对质询和责难,受到二次伤害。

  另外一个怪圈是,由于社会上需要救助的人群太大,有些媒体在选择报道对象时就会以异常性作为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换句话说就是,谁的境遇更悲惨、更能博取同情,就报道谁。个别媒体的角色从“守望者”退化成了“猎奇者”,在报道的策略和尺度上,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与保障救助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形象的初衷渐行渐远。这样的行为只会更快地消耗掉受众的同情心,对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助的开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现阶段,由于财政拨款的有限,这些工作还离不开社会上市民的踊跃参与。特别是现在微博等网络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一家独大、垄断话语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新闻从业者还是按照过去的那一套模式来对被救助者进行粉饰性报道,很容易就会被“草根”群体挖掘出事实的真相,乃至被冠以“炒作”的恶名。

  二、媒体与制度的关系

  对救助报道的重视是媒体社会责任的回归,也是人道主义在新闻界的逐渐认可。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其利益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体现。但媒体本身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制度的建立者在一开始就没把媒体的介入作为保障制度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不仅是社会保障法,任何一部法律制度在制定时都没有把媒体的存在纳入考虑范围。“公器”在这里更多的是社会学概念,而非法学概念。这一点是我们在观照媒体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时所必须考虑的前提。然而目前,媒体介入的范围已经扩大到社会保障领域了。

  从上面媒体介入的现状我们可以得出,目前我国媒体在介入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济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角色错位。从介入报道后民政部门“问心有愧”的表现看出,媒体越权承担了这些职能部门应尽的职责。以上面惯常见到的救助报道为例。媒体在接到弱势群体的反映后,第一时间不是去问责职能部门,而是在考虑这一个案是否有报道的新闻价值。在报道过程中又将重点放在了事件的渲染上,通俗点说就是描绘出被救助者的“惨状”来,偏偏很少考虑职能部门的缺席和无作为,或者往往一笔带过。这种报道带来的最好结果就是一个受捐帐号的设立,和又一批热心市民积极性的付出,或许还有某些职能部门的姗姗来迟。在受助者眼里,媒介成了社会保障职能部门的替代者,成了他们眼中的募捐箱。河南兰考县袁厉害事件已经向我们描绘了这种缺失所能造成的悲剧之深。袁厉害收养弃婴20多年,2005年由于媒体的介入让她从默默无闻变成媒体热捧。但是热捧背后,兰考县几十年都没有建成一所孤儿院的现实却无人问津。媒体和制度的共同缺失,最终因2013年1月4日凌晨的一把大火,付出了7死1伤的沉痛代价。

  媒体的越权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现有新闻体制的结果。媒体既是企业单位,又是事业单位。其独特的政治背景使得某些媒体将自己看作了政府的一个分支,常常以职能部门自居。从短期效果看来,媒体践行社会保障职能可以解决某些人的困难,弥补社会保障制度在覆盖面上的缺失和程序上的繁杂;而从长期看来,却只会纵容职能部门的惰性和无作为,或者说“制度性义务”的缺失。媒体救助和制度救助的区别也是“人治”和“法治”的区别。而实行法治在中国社会已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媒体在这方面应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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